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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是交往国家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本研究选取与中国合作建设5G网络的四个东盟国家的媒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DA主题模型与Vader情感分析法，从利益关系视角探究媒体报道框架和情感态度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四个东盟国家媒体从国家间利益关系、双边利益关系两个维度出发，认为中国在合作中具有显著的包容性与利他性，双方是利益对等的平等关系，从而对中国负责任的形象产生情感认同。因此，对外传播的实践与研究应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互动，将我国在实践层面的利益互惠转化为话语交往的主体间关系，从而增进双方共识，提升中国形象认同。
国家形象在不同的语境和视角下有着不同的侧重维度。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是在互动关系中所建构的。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共享的观念或主体间的共识建构了国家间的认同关系，从而界定了相关国家的身份。因此，国家形象是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交往对象国的理解、塑造和认同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国家行为体而言，“利益关系”是其制定对外政策与采取行动的基本逻辑，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基于利益会合点，双方才会通过具体行动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共识，从而发展出和谐关系，对交往国家产生认同。因此，基于利益契合的合作，是国家维护共同体、塑造和谐关系的关键方式。由此可见，探究国家间如何基于“利益关系”进行交往互动、构建国家身份才是对外传播研究和实践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目标。只有这样，对外传播的效果才能突破媒介形象的局限而进一步延伸，从而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践和对外传播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数字经济是一个重要合作领域。特别是疫情期间，基于5G技术的数字经济为地区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美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恰恰也是其“印太战略”的核心议题，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下，东盟国家的5G网络建设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领域。在该领域中，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东盟国家在加入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又选择中国作为5G网络建设的合作伙伴。因此，本研究选择上述四个国家的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1）东盟四国媒体基于什么样的利益维度来认知同中国的5G建设合作；（2）不同维度下，四国媒体如何分析报道双方的利益关系，由此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态度和情感。基于以上两个问题，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双方在合作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如何影响四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同。
本研究着重探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四个东盟国家对“同中国合作建设5G网络”的整体态度，因此将四国本土的主流英文媒体作为样本总体。数据来源于涵盖多国报纸、杂志、通讯社、电台等的Lexis Nexis数据库，检索时间段为2018年6月至2025年2月（本研究完成时间），起始日期为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批准5G标准独立组网功能冻结的时间。检索关键词设置为“China”“5G”并叠加“Thailand/Indonesia/Philippines/Malaysia”四国的名称，获得1015篇新闻报道。剔除重复报道、广告等无关报道后，最终获得879篇有效样本，共覆盖四国16家本土主流英文媒体。
（1）基于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的主题分析。本研究利用Python中的gensim库对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同中国合作建设5G网络”的相关英文报道进行主题建模。首先，使用Python调用spaCy库对研究样本进行词频统计，在此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本研究的停用词库、同义词库。其次，结合自定义词库进行文本预处理，包括文本分词、去除停用词、合并同义词、词形还原。最后，根据LDA主题分析模型提取主题。
（2）情感分析。在主题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利用Vader模型对不同主题的新闻文本进行情感倾向分析，以探究这些主题中四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情感态度。Vader模型结合预定义词汇表与标点符号、程度副词等语法规则来计算整体文本的情感分值。分值的分布区间为-1到1，越接近1情感越积极，越接近-1情感越消极，0则代表中立情绪。首先，根据主题概率分布对新闻文本进行主题分类。其次，利用Python调用Vader库对每条文本做粗颗粒度情感倾向分析，最终获得不同主题下情感的分布。最后，结合新闻文本，分析中国形象是如何在情感和主题的接合中构建的。
总体而言，“国际秩序”和“地缘联盟”主题将国家利益放置在全球体系下进行报道分析，构成了媒体报道的国际关系框架。技术效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设施建设四个主题则是以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为侧重点。因此，四国媒体围绕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从政治、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利益维度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
6个主题中“国际秩序”权重最高，这表明四国同中国的5G技术合作内嵌于国际关系中，受到国家间共同利益变动的影响。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因其巨大发展潜力，四国5G技术的合作建设成为各国争取利益的博弈场。如何在平衡各国关系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本国国家利益，就成为四国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四国媒体认知中国形象的重要维度。
在“国际秩序”主题中，“特朗普”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说明东盟四国媒体认为，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影响着四国同中国的5G技术合作。从四国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不仅能够有效满足东盟国家安全对冲的战略需求，而且东盟国家也希望通过“印太战略”来增加和美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东盟国家期待美国主导制定的数字规则能够降低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收益。但在规则制定上，美国追求“数据跨境流动”等高标准，东盟则希望数据本土化存储管理以保障国家安全。美国不顾东盟现实需求，目的是利用其数据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数字商品输出，本质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
国际关系框架下“地缘联盟”主题的权重是0.1433，表明“东盟”的集体利益是四国媒体衡量与中国5G技术合作的又一重要因素。面对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区域合作组织来增强成员国的主权效益，并争取域外大国的资源支持，进而增进自身利益。因此，是否契合东盟集体利益、能否以东盟为中心务实合作，是四国的考量因素。在5G区域合作中，美国“印太战略”虽声明尊重东盟共识式决策，但在实践中以“5G安全会议”和“5G干净网络项目”等排他性措施压制了东盟战略自主。这引发了四国对“印太战略”的警惕。中国则始终遵循“东盟方式”，通过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等平台关切东盟利益。
因此，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四国媒体将政府与中国的合作放置在“国际秩序”和“地缘联盟”的框架下分析，着重关注中美利益关系变动、东盟集体利益实现对本国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报道的“国际秩序”框架权重高于“地缘联盟”框架。这是因为东盟作为“新中间地带”，本身即是摆脱中美博弈压力、争取战略空间的国际多边机制。就这一角度而言，东盟集体利益的实现方式、实现程度受到国际秩序变动的制约与影响，东盟各国需关注大国动态并积极主动地调适多边关系。基于此，“国际秩序”成为影响媒体认知的主导框架。
在6个主题中，“技术效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设施建设”4个主题的总体权重高于国际秩序和地缘联盟两个主题的权重之和。这说明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主导着四国同中国的5G技术合作。具体而言，5G网络作为推动数据要素与传统行业融合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四国媒体在报道与中国的5G技术合作时，将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实现、国家利益如何实现作为分析的主导因素。
在以自身发展利益为核心的报道框架中，“技术效能”和“产业发展”两个主题权重最高，是媒体分析双方技术合作的主要维度。“公共服务”主题内嵌于特定的时间背景，“设施建设”主题产生于特定地区，因此两个主题权重较低，并不作为媒体报道的核心维度。
“技术效能”主题主要关注技术本身与本国现实需求之间的契合性。这是因为四国在选择5G建设合作伙伴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四国希望能够直接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方案，并获得基站、传输设备和终端在内的完整5G产业链支持，从而简化网络部署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四国希望合作企业能够实现低成本部署，同时在岛屿、山地等复杂地形环境和不同人口密度的多元场景灵活建设。因此，中国5G技术能否解决四国需求成为媒体报道双方技术合作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优先采用的sub-6Ghz频段能够“低成本、大规模地普及5G基站，同时更好地覆盖偏远地区的网络信号”。以技术效能为报道框架，媒体由此将中国企业的中频段产品和建设方案嵌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叙事中。
“产业发展”主题是指各国希望5G技术在传统行业的应用能够带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泰国希望基于5G技术研发智能景区导览系统，发展旅游业；印度尼西亚则期望利用该技术实现采矿业的智能化转型；菲律宾推动5G网络与新能源行业融合，以加速太阳能智能产品的开发；马来西亚在该网络的基础上研发智能分拣系统，发展物流产业。中国企业在融合5G网络与相关行业方面具有成熟经验，能提供从技术到产品的完整支持。因此，基于5G网络的生态构建、技术创新、未来可持续发展等应用问题构成媒体分析双方合作的又一要素。媒体根据中国5G技术在垂直行业的应用经验和效果来判定与中国企业合作是否契合本国发展利益。作为技术所衍生的政治经济效应，以及国家发展利益的直接体现，“产业发展”主题在总体叙事中亦占有较高权重。
本研究利用Vader模型对每个主题的新闻文本进行情感分析。总体而言，积极情感文本在6个主题中占比均高于消极情感，表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英文主流媒体对“同中国合作建设5G网络”的态度趋于积极。与此同时，在新闻文本的情感极性分布中靠近1的散点更为密集，表明四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较为强烈。再结合主题进一步分析，可得知，在5G网络的合作建设中，四国媒体构建出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同本国利益相协调的“发展助力者角色”。
在“国际秩序”和“地缘联盟”构成的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框架下，四国的媒体基于利益冲突和协调，既构建出了中国负面的“威胁者”形象，也构建出正面的“经济伙伴”形象。
消极情感主要呈现在“国际秩序”主题下。结合新闻文本，贸易摩擦和“技术霸权”所带来的利益威胁是导致媒体产生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为遏制“数字丝绸之路”，加强对华竞争，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安全审查和限制直接冲击了全球通信产业的稳定性，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企业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担忧。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绕“数据安全”议题构建“”。在这类论调的渲染下，四国媒体报道“中国不断发展的技术成为潜在的生存威胁”。
但是中国倡导各国超越意识形态竞争、寻求共同利益的交往理念同东盟国家谋求战略自主、追求发展的国家利益相契合，从而促成了四国媒体的积极情感，构建出“务实的经济伙伴”这一正面形象。媒体认为“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发展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以自身的技术优势为全球发展带来机遇。这种助力不是以“西方贷款经常附带的政治条件”为前提，而是以双方利益汇合点为基础的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从地缘关系看，中国围绕东盟各种对话机制所展开的项目具有普惠性，使东盟的中心地位和集体利益得到维护。例如，2021年，华为与东盟基金会签署未来种子联合培养谅解备忘录，面向亚太地区19个国家每年举办“未来种子峰会”，为东盟国家数字化转型培育了大量人才。
在“国际秩序”和“地缘联盟”构成的国家间利益关系框架下，积极情感所占比重远远大于消极情感。这说明合作双方利益契合主导了四国媒体的认知。对四国来说，中国展现出务实谋求发展的态度，将技术合作限定在特定领域，而不以技术优势对合作国家设置政治条件、附加意识形态条款、干预网络主权。双方利益的契合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合作对象对国家安全、战略自主等问题的担忧，因此，促使媒体对同中国合作产生积极正向的情感。
在以本国发展战略为主导的利益框架下，四国媒体对同中国合作建设5G呈现出积极情感，构建出一个发展助力者的正面形象。在“技术效能”主题下，四国媒体认为中国5G技术更为先进，性价比更高。引入中国5G技术不仅仅意味着更快的网络速度，而且能够直接采用符合国际标准且经过检验的技术方案，降低专利授权风险。同时，中国企业具备快速建网的能力，大大缩短了4G网络向5G网络升级的周期。在“产业发展”主题下，5G技术接入各行业引发的产业数字化升级转型进一步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支撑。例如，印度尼西亚电信公司（Telkomsel）和华为建设东南亚首个地下智能采矿技术来“提升采矿业的自动化能力和人力资源的数字化”。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建设5G网络时，还致力于为四国“打造一支符合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的劳动力队伍”，以解决数字化转型中人才短缺的问题。未来，东盟四国还希望能够像中国一样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改善村民生活。“产业发展”主题所呈现的积极情感最为强烈，表明东盟四国充分肯定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切实经济好处。
对四国来说，5G技术的开发和在各领域的落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迁移，更是中国发展经验本土化的过程。中国政府作为“对公共利益承担无限责任”的治理主体，投入巨大成本建设5G基础设施，实现了包含乡村地区在内的全方位覆盖。这不仅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技术保护和支持，还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这种扩大公共基础设施覆盖面、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技术治理方式，同四国追求发展、弥合鸿沟的核心利益相契合，特别是“产业发展”主题呈现出了显著的积极倾向。这表明中国以5G技术赋能产业发展的建设经验同各国经济目标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东盟四国更愿意以务实、乐观的态度认知中国经验的积极面向，而非对“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等不确定性的担忧。因此，双方协调的利益关系使四国媒体对中国“发展助力者”的形象产生积极的情感认同。
在中美竞争和美国直接施压的影响下，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作为技术合作伙伴的中国仍保持着高度信任，这是因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利益契合性是主权国家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考量因素。虽然中国同东盟四国在基础维度、实力维度和认知维度等方面存在“大国和小国”的区分，但在建设5G网络的合作中，中国展现出了充分的包容性和利他性，因此双方基于利益的协调，发展出一种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四国媒体由此对中国产生积极的情感认同。
在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这一行为体的自在与他在是共存的，这种关系逻辑超越了个体理性对自身利益的盲目追求，而着眼于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这种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具有较强的利他性内涵。
在中国与四国5G网络建设的合作中，这种利他性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中国尊重四国自身的利益。在国家间交往过程中，中国始终尊重合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没有以“数据安全”“间谍活动”等意识形态话语划分政治阵营，实行技术霸权。中国企业也以“国家发展助力者”的形象和承诺积极参与到对方的国家建设中。例如，为支持印度尼西亚担任G20峰会主席国，华为向印尼第二大通信运营商IOH提供5G绿色技术测试的技术支持，以降低电力消耗。中兴通讯与印尼顶尖国立大学合作，启动5G新兴计划。相反，美国虽然多次宣布支持东盟的“中心性”，但实际上是附加政治条件和管辖的政治性合作，不断压缩其自主性，并非以东盟为中心设身处地地考虑其需求。
其次，中国给予合作对象充分的安全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方面，面对5G网络延伸出来的军事、安全问题，中国始终采取防守姿态，强调务实求发展的合作共赢。另一方面，面对合作国家所担忧的数字安全问题，中国也积极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提供解决方案。如2021年华为与印尼最高网络安全机构印尼国家网络与密码局（BSSN）续签网络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在2024年举办的中国—东盟数字治理对话中，中国围绕数据治理和网络安全治理等议题同东盟国家展开讨论。因此，中国在5G技术合作中始终在兼顾合作国家需求和舒适度的基础上寻求双方共同发展的机遇。
在合作建设5G网络的交往实践中，中国追求的是在双方利益契合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意味着双方的交往并非是中国主导下“排斥他国利益”的目的往，并没有将合作国家视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中国始终认为，双方的合作应建立在尊重对方主体地位、理解对方需求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将促进东盟发展和战略自主作为双方的共识基础。
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合作国家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发展助力者的利他形象。对比美国的施压，中国主张的对话协商和自我克制使合作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感受到了平等。因此，合作国逐渐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国理念，对中国方案中“语言规则的有效性”产生认同。进一步而言，合作国媒体以自身感受为出发点，围绕“利他、互惠”来构建中国形象。这种“他我主体”和“自我主体”共在并相互影响、不断混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角色内涵和价值。这种主体间的话语互动促使双方超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四国的英文媒体，未能涵盖四国本地语言媒体，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商榷。同时，所采用的主题模型本质上是基于词频与共现模式的统计模型，难以捕捉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微妙含义，尽管研究辅以情感分析作为补充，但对主题内涵的解读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另外，本文仅从国家间利益与双边利益的宏观维度展开讨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比国际与国内不同利益框架下，各主题的权重与情感分布差异，以形成更精细的阐释。
当下，和平和发展是全球的两大主题，中国主张“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坚持发展优先。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在“全球南方”国家间推行发展经验互鉴与发展合作实践。在“平行分享发展经验”的交往实践中，中国与合作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对等性得到突出体现，从而使中国形象的认同有了更加坚实的现实支撑。
由此可见，我国媒体在对外报道中，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对方利益如何在双方合作中得到实现。这种关注双方利益关系的话语建构，能够充分容纳合作国家的主体需求，从而将我国在实践层面的利益互惠转化为话语交往上的主体间关系，实现“互惠包容”“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的具象化、可感性。当主体间利益互惠的交往互动形成一定广度和深度时，这种认同便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一种关于相互关系的观念结构。
庞慧敏，王壹溥.利益关系与中国形象认同：基于中国—东盟5G合作的实证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6(3):55-59.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6年第3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
